[9]参见王贵松：《行政裁量基准：在裁量与拘束之间》，载《法制日报》2005年6月13日，第6版。
因为法官不能借口法律无规定、规定不明确或者不完备而拒绝审判。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发展经常超出宪法典制定时的背景，比如现代恐怖主义的威胁已经影响了国会的宣战权以及总统作为军队总司令的角色。
[40]所以，法的渊源只能对部门法的渊源提供理论解释，但无法确定部门法的渊源到底包括哪些。本文从区分法的渊源与法、法的渊源与部门法的渊源入手，提出应当根据不同渊源在裁判中的作用，将法的渊源分为依据渊源和理由渊源。我国《立法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宪法规定行使国家立法权。因此，宪法典的真正特点并不在于名称，而在于最高性、特殊的制定程序以及难于修改性。他举的例子包括1297年的《大宪章》，[63]1689年的《权利法案》，1706年的《与苏格兰联合法》，1832年、1867年和1884年的《人民代表法》，1998年的《人权法》，1998年的《苏格兰法》，1998年的《威尔士政府法》。
由于宪法典往往诞生于革命之际，制宪时间仓促导致法典化并不彻底，[49]所以，宪法规范的内容不可能都被宪法典收纳，由此才有了实质宪法的概念，[50]德国称之为国家法（Staatsrecht）。[68]在德国，国家法的范围包括：（1）法律。一项临时的、非常规的行政任务，如紧急疫情防控的协调指挥，就适宜由临时成立的行政组织处理。
第四，公营、私营、第三部门和公私合营。[32]（三）资源配置与行政任务是否匹配任何行政任务的完成，毋庸置疑地须要付出相应的人力、钱款和物资等资源，亦即所谓的行政成本。中共十四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党政机构改革方案，其中包括了国务院机构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框架。这种法律原则并不以追求唯一正确答案为目的，而是在进行行政的组织时，作为一种开放的、反思的计算工具。
甚至，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仅让行政手段的工具箱里有了更多更有效率的选项，而且，行政手段的革命同时带动的是以组织扁平化为特征的组织形态革命。[23]尽管这种对应并不见得具有普遍、完全、绝对的可适用性，但也提供了一个可以思考的方向。
[31]当然，归结而言，行政任务与组织形态的匹配大致是框架性的，具体行政任务用什么样的组织形态去承担更有效能，往往没有唯一确定的答案。相反，现代国家的程序本身应当有其为保障平等、尊严、参与、私人自主等权利的价值追求，[43]在此基础上已经形成了关于最低限度程序正义（公正）和程序基本要素的共识。层级低的作为层级高的行政任务组成部分的子项行政任务，如果都由相应的组织高效地执行和完成了，层级高的行政任务也基本可以视为被高效地执行和完成了。[54]孙健：《政府购买农民工公共服务及其治理效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66页。
参见罗干（国务院秘书长）：《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1993年3月16日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以上并未穷尽行政任务的所有复杂属性，但足以说明：尝试引入行政任务，以检验行政的组织是否符合效能原则，即在组织形态、资源、手段、程序等方面的打造是否能促进行政任务高效执行的努力，虽然会在一些相对简单的判断上有所明确的斩获，但多数时候会遭遇不少难题。[13]行政任务视角或要素的引入，看上去给组织效能原则的精细化带来了希望。[44]参见陈瑞华：《程序正义论——从刑事审判角度的分析》，载《中外法学》1997年第2期，第72-74页。
其一，重大的政府机构改革方案都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经过调查研究、反复酝酿之后形成的。第一，一般性程序装置和要求缺失。
[42]无论哪一种情形，程序设计都是须要结合行政任务、充分考虑效能要求的。参见王崟屾等：《浙江省司法行政服务营商环境效能评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39页。
［美］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上海市政协编译组、东方编译所 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319页。因为，效能原则的核心要义蕴含的成本（投入）-收益（产出）分析公式，其收益端与行政任务的完成有着必然关联。这些行政任务的主要目标指向是不同的，如安全（秩序行政）、提供和改善生活条件（给付行政）、预定未来发展框架（计划行政）、为未来进行预防性保护（可持续发展行政）、促进经济繁荣（经济行政）等。[55]对其效能的批评尽在不言中。宋华琳教授还主张，秩序行政对应科层制，发展行政、计划行政对应大部制，给付行政对应社会团体等组织，风险规制对应专家咨询制度等。（五）行政任务的履行程序是否合适一个组织如何建构才能使其高效完成所面对的行政任务，同样须要考虑如何设计它的办事流程（亦即程序）。
[27]参见［英］马丁·米诺格、查理斯·波里达诺、大卫·休莫：《超越新公共管理》（上），闻道、吕恒立 译，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第95页。[62]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以下简称《地方组织法》）已经经历了1982年、1986年、1995年、2004年、2015年和2022年共六次修正。
尽管法律原则的适用完全避免或杜绝争议是不可能的，但组织效能原则的适用在多数情形下是具有更多不确定性的。言其开放，主要是指向两个方面：一是在民主原则之下，让政治性和裁量性极强的行政的组织过程是向价值理性——与多元利益及所属公众关联——和工具理性——与科学认知、技术应用等关联——开放的，是需要获得它们支持的。
最后，即便并非涉及国家任务/行政任务的基本确定和行政的组织之基本框架和基本安排，而是仅涉及简单的行政任务如何进行组织建构以有效实现之的问题，那也是一个组织建构者有非常广阔裁量空间——超出一般行政执法情境中的裁量空间——的事项。[53]优先受到重视和应对的行政任务，势必会占用较多的资源，而其他暂时排在之后的行政任务就只能得到较少的资源。
[29]参见［德］汉斯·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第1卷），高家伟 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0页。[16]参见冯菲：《中国城市公共服务与政府效能公众满意度研究——基于10个城市公众满意度调查的实证分析》，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2-33页。[6]大部制改革也需要防止一个部门权力过于集中所导致的各种弊端。[34]参见任进：《行政组织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00页。
[35]不过，行政成本的高低，不单单取决于行政任务的难易程度，也取决于完成行政任务的各种条件，如组织形态和结构、规章制度、技术运用、人员素质、廉洁程度、配套机制、周边环境等。[55]参见孙健：《政府购买农民工公共服务及其治理效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98页。
[18]在我国，1982年机构改革没有触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而从1988年机构改革开始，直至今日，始终强调转变职能。对于有优先地位的行政任务，赋予较大的权重，排位靠后的行政任务则是较小权重，组织的整体效能或可得到一个公正的评价。
在国务院66个部、委、局中，有32个部门共减少1.5万多人，有30个部门共增加5300人。而扁平化并未有统一的界定和改革策略，其与治理网络、分权、对基层雇员的赋权、电子政府、一站式服务、多部门协作、围绕服务对象与目标的组织与项目建构、参与式行政、减少行政层级、提高效率、涤除官僚主义等，都多多少少联系在一起。
来源：《行政法学研究》2023年第6期。周佑勇：《行政法的正当程序原则》，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第115-124页。孙学玉、伍开昌：《当代中国行政结构扁平化的战略构想》，载《中国行政管理》2004年第3期，第83页。（四）行政手段与行政任务是否匹配行政手段并非传统行政法学上常用的概念，与其比较接近的是行政行为。
[61]国家任务/行政任务的确定所涉及的这些实体内容，恰恰是政治的基本要点。以公民纳税为主要来源的国家财政收入与公民私有财产权之间存在天然冲突，增加财政支出几乎必然导致私有财产权承受更多的压力，这使得社会权的实现与私有财产权之间存在天然张力。
[9]在我国，郑春燕教授也认为，行政任务的实现是行政组织的核心目标，行政组织法的重构应围绕行政任务，就行政组织的设置、内部运作、财政、人员和监督方式，作出全面规范。由于行政的组织须要及时因应现实变动，包括执政党政策的变动，而我国的立法机制并不能够像有些国家那样几乎同步进行机构改革与法律修改。
[72]参见马怀德：《中国行政法典的时代需求与制度供给》，载《中外法学》2022年第4期，第845-864页。[18]参见［美］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上海市政协编译组、东方编译所 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1-2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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